哲学研究 | 郭店简《老子》所示早期儒道关系

儒道关系是中国古典思想世界演绎的一条基本线索，学界有“儒道对立”“儒道互补”“儒道会通”“儒道相通”“儒道和合”等不同说法。这些观点往往以秦汉及其后的文献为分析对象，把儒家、道家当作两个独立的学派进行比较，而轻看了多种思想在竞争合作中的相互渗透、交融与流变。有赖于近年一些未经后人改动的战国秦汉简帛文献的出现，中国早期思想形成阶段即诸子百家时期的思想原本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其中，尤以《老子》诸简帛本与传世本的变动最为典型，使得我们得以窥探这一文本流变与思想互渗的过程。

1汉代史家论儒道关系

汉人整理发掘春秋战国时的诸子资料，归纳出“六家”“九流十家”等学派，最早明确提出儒道关系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老子申韩列传》中说“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，儒学亦绌老子”，是论说明的是当时儒家学派与老子思想的对抗关系，而不是学派与学派之间或孔老二人之关系。这种说法是有其理由的。

其一，如传中所述，孔老可谓师生关系。相似的故事记载于《庄子》《礼记》《吕氏春秋》《韩诗外传》《孔子家语》《文子》《新序》《说苑》等战汉典籍，虽各本因有附会增删而细节有异，但其事当非道听途说。其二，秦以前道家并未形成一个学派，老子、庄子、黄老固然共享了某些核心旨趣，但其差异在史迁的论述中显然是不可忽视的。且司马谈在《论六家要旨》中所言的儒道之别在为政上的事少与多劳之分，其称“道家使人精神专一”云云，扩大甚至扭转了老子的思想内涵，其说的“道家”无疑是流行于汉初的黄老思想。百余年后，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所说的“道家”则包含了老庄黄老的思想特征，其谓包括儒道两家在内的诸子十家“其言虽殊，辟犹水火，相灭亦相生也”，并且扩展了《庄子·天运》中老子对孔子倡导的“仁义”的批评，以为儒道之分在思想上的“绝去礼学，兼弃仁义，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”，明确了道家反对仁义礼学作为儒道之分的根本。可见，刘笑敢所谓学派或文本的“思想聚焦”现象，越往后越发明显。

2郭店简论儒家之德

1993年出土的郭店简《老子》是诸本中最早的一种，一般认为抄写于公元前300年之前；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《老子》甲、乙两种，其中甲本抄写于刘邦称帝之前，乙本抄写于汉惠帝时；最为完整的北大汉简《老子》一般认为抄写于汉武帝前期。丁四新等学者关注这四种古本的形成演变过程，认为北大汉简本是老子立为经书的定型本，稍晚的刘向定著本是后来各通行本的母本。是论有将已见已知的各本视为线性演变的嫌疑，忽略了抄者或藏者的个性与孤本的特性；并且已出土或已见的必然只是少数，或许还有其他版本不为我们所知。因此，对于楚简《老子》文本所呈现的思想演变，不能仅限于《老子》，还要结合《太一生水》《五行》等同时期出土的十八种儒、道等文献，给予综合考量。

郭店简出现“仁”“义”的次数均有六七十次之多；其中《老子》出现“仁”“义”“礼”者主要在讲治道的丙本。汉以后，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作为儒家的核心观念才稳定下来。《五行》讲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圣”，《六德》讲“圣、智、仁、义、忠、信”，郭店儒简以这些“德目”作为儒家的核心概念进行申说。《五行》说“仁，形之于内谓之德之行，不形于内谓之行；义，形于内谓之德之行，不形于内谓之行；礼，形之于内谓之德之行，不形于内谓之行；智，形于内谓之德之行，不形于内谓之行；圣，形之于内谓之德之行，不形于内谓之行”。“形于内”即内在于心，如郭店简中部分“仁”写作“忎”（或图片），“德”写作“惪”，“伪”写作图片这些后世从属于外显行动的词，早期的某些写法是从属于内心的；“不形于内”即呈现于外。内外之别是隐显之异，从心出发的德性深入本心，外显之形式则是不稳固的，《五行》对契存于心之德的取向是明显的。这说明彼时仁义已有虚伪欺诈的表象，作者已经意识到需要回复到真正的心性之德了。

3郭店简《老子》对“仁”“义”的态度

郭店简《老子》整理出版后，学界特别关注其对“仁义”的态度。今本《老子》第十九章作“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；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；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”，帛书甲乙本、北大汉简本同此；唯有郭店简作“绝智弃卞（辩），民利百怀（倍）；绝巧弃利，盗侧（贼）亡又（有）；绝伪弃虑（诈、作），民复季（稚）子”。这一明显的不同引起学者广泛讨论。李存山、陈鼓应、邓立光、聂中庆、尹振环等认为，这说明了原始老子并不否定儒家的仁义观念；张岱年、李学勤、裘锡圭、李零、周凤武等则认为，无论如何老子还是反对仁义的，甚至认为郭店简《老子》恰恰是抄写者或墓主人持儒道兼综立场进行改动后的结果。对比这两种版本，“三绝三弃”的指向有异，期待的结果却相同。虽然“仁”“义”“孝”“慈”等价值观在战国后越发具有儒家学派属性，但战国早期以前的思想家不会直接反对这些于国家治理有益的观念；而“圣”“智”“巧”“利”“智”“辩”“伪”“诈”则是春秋战国思想家共用的语汇，并不具有学派属性。《五行》对“仁”“义”等概念有“形于内”与否的区分，说明战国中期这些观念已经有虚伪—真实之分了。因此，“仁”“义”“孝”“慈”等儒家色彩浓厚的词汇，完全可以被包含在“巧”“利”“伪”“诈”之内。也就是说，某种类型的仁义孝慈可以是伪诈的一种表现。需要指出的是，郭店简本的“季子”，当从刘信芳、裘锡圭、廖名春、聂中庆、刘钊等作是读，即“赤子”“婴儿”的无思无虑真实无伪现象，这种事实状态在孝慈观念之前；后来的“孝慈”是后生根据时代需要对儒家价值观的强化。因此，郭店简本章不是反对儒家，而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现实进行更为彻底的反思，以期实现国之“长久”的结果。

今本《老子》第十八章，郭店简作“故大道废，安有仁义；六亲不和，安有孝慈；邦家昏乱，安有正臣”。这句话比今本少“智慧出，有大伪”，多“安”字（傅奕本作“焉”），且断句、标点、句序皆有不同意见。一种理解同通行本的理解，“安”读作“才”，反对的是仁义、孝慈、正臣，支持大道、亲和、邦治。另一种理解则以各分句读作反问句，“安”读作“哪里”，理解为肯定仁义、孝慈、正臣。但是，“故”字说明本章是接着今本第十七章讲的，是章“信不足，安有不信”句亦有相似的理解问题。如果断句为“信不足，安有不信？”这种理解是于理不通的，故而当如河上公注“君信不足于下，下则应之以不信，而欺其君也”，这也是古今多数人的理解。因此不必为求与儒家相合而读“安”为“哪里”。顺此，“安”理解为“才”“则”“于是”的前后顺接关系是较为合理的。那么，第十八章应当作第一种理解。支持“季子”而反对“孝慈”，乃在于前者是初始、淳朴，后者同“仁义”“正臣”一样已经可能是外在的虚饰，不必然符合原始儒家本意了。

郭店简《老子》中出现“道”123次（作“导”“言说”义也统计在内）；“德”76次（或写作“惪”），“道”“德”已经成为《老子》的核心概念。《五行》对“道”“德”作了区分：“德之行五和谓之德，四行和谓之善。善，人道也，德，天道也”；《性自命出》说“道者，群物之道……唯人道为可道也”；《语丛一》曰“《易》所以会天道人道也”。儒简区分“天道”与“人道”，讲述的“五行”或“六德”都属人道。《老子》论述的“天之道”，指向的也是“人之道”的“无为”，圣人“以道从事”的目的仍然是达到社会的“事成而身长”。《五行》云“圣人知天道也”、《成之闻之》说“圣人天德”，与《老子》所讲的“圣人无为”，在境界、价值上一致。因此，郭店道简同儒简一样，“皆务于治”。

4《老子》作为开放性文本的最终形成

一个合理猜测是，《老子》是春秋末开始逐渐形成的开放性文本，因此在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周礼》《金人铭》等典籍中也能找到思想相似的因子，故不能过早以学派区分立论。诸子去除能透露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的描述，通过增加其形上性、普遍性而形成了一个以“道”“德”为价值尺度与境界形态、“自然”“无为”为方法论的形而上学，这可能是当时思想家有意设计的结果。这个形成过程持续数百年，直到汉初才稳定下来，直至王弼整理出流传于世的通行本。

所谓“互补”，是指两个独立的个体依据共同的理由相互补充；多数学者接受的“儒道互补”即是在“道”之下将儒道分为两家，如张立文谓老子思想“不是对儒家的批判和否定，而是对儒家思想从负面的补充”，儒道有主辅之别。实际上，这种理解轻视了儒道二者之间相互渗透与交融的力度，它们的问题意识、解决思路、思想立场、表达方式等是在相互勾连中进行的，因此应该称之为“流变”中的“互渗”更为合适。正因如此，《易经·系辞下》对诸子思想“天下同归而殊涂，一致而百虑”的旨趣评判，在思想变动中才能得以理解。

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先秦汉晋‘自然’‘无为’观念的互动流变研究”（21BZX060）阶段性成果）

（来源：孟子研究院 原载：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 作者：杨杰，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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